歧路风景

　　接到阿森电话的时候，我正在给两周岁的儿子过生日。手机上显示出一个归属地重庆的陌生号码，接通后，对方说：“正哥，你还好吗?我是阿森!”阿森?我努力在记忆中搜索这个熟悉的名字和声音。“还记得《北斋26号》吗?”“呀，你是阿森!”我记起这个兄弟了，只是疑惑他怎么会知道我现在的手机号，几年来我们一直没有联系。“您不是一直在写文章吗，我从网上找到了你的博客。”阿森说他要结婚了，我很惊讶，问他跟谁，和阿浩还有联系吗?他在电话里笑：“除了他，还能跟谁呢?”我沉默片刻，又问参加婚礼的亲友多吗?阿森没有正面回答，只说，倘若您能来，那亲友名单里就又多了一位。撂下电话，我仰首凝思，想着与阿森阿浩相处的点滴过往，记忆的闸门瞬间打开。

　　(一)

　　2008年初秋，我辞去工作，穿行在苏州枫桥的大街小巷，终于在一处民宅的二楼，租了间临水的屋子。我拖着行李向楼上缓慢挪动，却发现楼梯尽头堵着一辆自行车，正想去挪开，从楼梯右侧走出来一个帅气的大男孩，他赶紧搬开车子，又主动帮我提行李。他告诉我，走廊西侧是厕所，东侧和楼梯左侧是杂物间，他和朋友住在楼梯右侧，而我应该是住正对着楼梯的这间，因为就这一间空着。没等我道谢，他就扛起自行车下楼了，边走边回头说：“到点了，再不走就迟到了，明天找你聊天哈。”

　　将前任租客留下的琐碎物品、尘土垃圾清理干净，撑起便捷衣柜，铺好床摆好桌椅，再把沉甸甸的书籍从行李箱里一本本取出来摞好，“新家”的布置就基本完成了。这时，天已经黑了，正准备下楼去吃晚饭，门外传来一阵敲门声。打开房门，一个帅气的大男孩冲我真笑，却不是先前遇到的那个。他说他叫阿浩，在厂里接到阿森电话告诉他来了一个新房客，怕我不知道楼梯灯是坏的，嘱咐他天黑前去送一把手电筒。阿浩把手电筒递给我，挠着头解释：“我加了一小时班，所以天都黑了，但愿不算晚……”我很感动，邀请他一起吃晚饭，他摆摆手说吃刚过，便转身回屋了。

　　第二天下午，阿森果然来找我聊天了。他告诉我，他跟阿浩一个是重庆的，一个是内蒙古的;一个做质检员，一个当小线长;一个大大咧咧，一个呆瓜木讷。他还告诉我，他原本不叫阿森，叫林和木，自己嫌不好听索性另起了一个小名，我说不会是碍于“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吧?他围着我打量了一圈，脸上露出很佩服的表情，使劲晃了晃大拇指：“不愧是读过书的!”阿森对我摞的高高的书蛮有兴趣，却又自嘲一看书就打瞌睡，翻阅一通后，最终借走了几本杂志。等到还书时，他抽出一本杂志说，这里面他最喜欢的是《北斋26号》，我对这篇文章没有印象，以为是人文掌故类的，便没有再看就随手搁一边了。

　　(二)

　　阿森喜欢画漫画，且画的很好，阿浩则兴致勃勃地将画作四处张贴，比如我床头打呼噜的龙猫、房门上的穷酸秀才、卫生间门上呲牙捏鼻的猩猩、楼梯口耍酷的卡通帅哥、车库墙上怒目以视的黑猫警长，都出自他俩的通力合作。房东大伯的小孙女儿很喜欢他们，一到周末，总爱跑上楼来，黏着他俩撒娇：“森哥哥，你教过我画画好吗?浩哥哥，等会儿你陪我写作业吧，我还有好几道题不会呢。”每逢此时，阿森总会用炫耀的眼神看我一眼，笑着对她说：“正哥哥也闲着呢，你去找他玩儿吧。”小女孩儿配合的甚为默契，一跺脚一摇头，拽起阿森的手臂拼命地晃：“才不呢，才不呢，我才不要当书童呢!”

　　除了热衷画画，他俩还挺喜欢听音乐，常从他们屋里传出一串串音符，尤其喜欢反复放一首在我听来曲调并不算优美的歌曲。我听歌向来没有记歌词的习惯，只感觉他们这首百听不厌的歌，像是一个男人在撕心裂肺地倾诉，说不清是直面绝望时的黯然自伤，还是萌发希望时的激动难耐，或许两者都有吧。我曾不止一次想建议他们别老放这一首歌，又想人家有喜好任何歌曲的自由，且歌声也还没有达到扰民的地步，贸然干涉怕不礼貌，便作罢了。

　　有一天晚上，阿浩突然敲门，说阿森上夜班去了，想请我帮个忙，等我随他走到路边才知道，这个忙还真不太好帮。路边的冬青水泥池上斜躺着一个醉酒的男人，身旁散落着酒瓶碎片和摔散的手机，呕吐物顺着嘴角已经弄脏了衬衣。我跟阿浩费力扶起他，什么话也问不出来，只是一味地骂骂咧咧，隐约中听出大概是失恋了的缘故。只好扶他上楼，躺在阿浩床上，阿浩帮他简单擦拭了一番，又喂了一碗白开水，问可以跟我挤一夜吗?我早就被屋里的刺鼻浊气熏得受不了了，巴不得快回去呢，便说当然，当然可以。

　　第二天起床后，我发现阿浩的房门大开，回头问他：“你那喝醉的老乡怎么不辞而别了呀?”阿浩一边穿鞋一边应道：“不是我老乡，我不认识他，昨晚见他醉倒在路边，怕冻坏了才弄他上来的。”我心里一惊，忙嚷道：“快去看看少东西了没?”听我这么说，阿浩也慌了，跑进屋里环视一周后，说没丢啥东西，就少了一盒抽纸。说完，他好像恍然大悟似的，冲我直笑：“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丢东西呢?”

　　相比阿浩，阿森要善谈的多，他经常跟我分享一些工作中的趣事囧事，比如他如何捉弄整日里横眉冷对的上司，如何帮同事搞定朝思暮想的暗恋对象，如何跟制造部门的领导就质量问题斗智斗勇等等。但也并非什么事儿，他都会事无巨细地对我讲，比如我发现只要是细雨濛濛的日子，他们两个总会找机会撑伞外出，甚至还会为此而提早下班。我好奇曾问过几次，他们却顾左右而言他，一副神神秘秘的样子。

　　(三)

　　由于我常去买书和蹭书看，巷子里的那个旧书店老板跟我很熟，他好心提醒我可以用旧书旧杂志来换书，既能节省花销，也能节约空间。我很感谢他的建议，回到居所将书刊全摊在桌子上，把不会再看的一本本挑出来，翻到其中一本杂志时，忽然想到阿森曾借过，并说喜欢里面的什么斋多少号，一时兴起，便沿目录找到了——《北斋26号》。文中讲述的竟不是人文掌故，而是作者张世平先生在上世纪70年代初的一次经历：住在北斋26号的是一位老教授和她的妻子，说是夫妻，其实是两位老太太。“丈夫”姓冯，脑中风后遗症使她无法行走，口齿不清，神情呆滞，常被妻子推到院里晒太阳。妻子姓李，退休前是名护士，手脚勤快，任劳任怨，把瘫了的“丈夫”伺候的干净白胖。街坊邻居表面上尊敬她们，称呼老师，背地里却藏着一种轻视，不遗余力地打探她们的隐私。妻子为人和善，不张扬，不惹事，日子过得小心翼翼。几年后，“丈夫”病故了，不久妻子也追随她而去，她们没有子女，就像一缕轻烟，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文章最后，作者感慨道：上世纪70年代初的我，就已经对同性恋给予了最大的理解和宽容，这种宽容，或许正是来自于北斋26号的冯老师和李老师。

　　合上杂志，我不由一愣，仔细想了想阿森和阿浩，便认定是了，可更多的疑惑却又接踵而至，因为“同性恋”这个词，给我的印象不是这个样子的。他们竟是如此的阳光开朗，淳朴简单，真诚善良，热爱生活，跟其他大男孩没有什么不同，同性恋也会如此“正常”吗?我百思无解。终于，我鼓了鼓勇气，对前来帮我买早点的阿森说：“昨天……昨天我看了《北斋26号》。”“呵呵，你才看?”他笑着直视我，没有丝毫尴尬，表情竟是那么自然。

　　自从我无意中发现了他们的隐私，便有些上心了，虽然没能觉察出什么异样，但潜意识里还是想弄清楚他们与常人的“不同”之处。在阿森的QQ空间里，我一篇篇浏览他的日志，一张张翻看他的相册，文字温暖亲和，照片阳光豁达，一切都是那么坦诚，那么从容。在一组拍摄自虎丘花会上的照片中，有一张是与众不同的，它少了其他照片的繁花似锦和花枝招展：阿森半蹲在僻静的河岸坡地上，手里撑着伞，伞下是一株含苞待放的兰花，照片的描述中写到：嘘，别让雨水吵醒了她。倘若真要说阿森有什么不同，大概只是比常人多一些细腻罢了。

　　渐渐的，我的“心结”随着日子的延伸一点点释然了，感觉他们就是我的两个友善的小兄弟，感觉再去琢磨他们“正不正常”，不正常的反倒应该是我了。

　　阿浩生日那天，他俩张罗了一大桌子饭菜，邀我入伙，阿浩做菜很有一手，色香味俱全。聊得兴起，大家都喝了点酒，阿森突然涨红着脸哭了，他闭着眼喊：“我们不偷不抢，不危害社会，不干涉任何人的生活，想要一声理解咋就这么难呢?!”阿浩慌了，揽住阿森的肩膀，不停地说：“别哭，别哭，会理解的，会理解的。”这是我第一次见阿森如此伤心，且是没有预兆的，阳光灿烂的背后竟也隐藏着如此心酸的感受。我想了想，趁着酒劲儿说：“要不……要不咱们把生日宴改成订婚宴吧，我给你们当证婚人!”阿森听我这么说，一把将阿浩推开，抹了抹眼泪起身就往外走。难道我说错话了?忙问他去干什么，他破涕而笑：“我买喜糖去!”我跟阿浩找了几张红纸，笨拙地剪了几个大大的喜字，虽然订婚好像不需要喜字，但有了总比没有强。一切准备就绪，却感觉少了点什么，对，是音乐，那首被反复播放的歌曲又响起来了，此时我才知道，这首歌的名字叫《咫尺天涯》，据说是专门写给同性恋者的。看着阿森和阿浩兴高采烈的样子，我不由想到阿浩是独生子，阿森也是家里唯一的男孩，随着年龄的增大，他们真的能够长久吗?也许这只是他们人生中的一场游戏，或者说是闹剧，我只是帮着他们玩了一次“过家家”，否则还能怎么样呢?

　　(四)

　　后来，在一个雨天，我因事着急返乡，本打算跟他们告辞，却憾未能打通电话，只好留了一张纸条，告诉他们后会有期。

　　我乘44路公交向车站赶，途中在珠江路站牌前停靠时，车上一个小男孩指着窗外问妈妈：“他们在干嘛呢?”我抬眼望去，雨中是两把熟识的雨伞，伞面上紧紧相依的两个小人，更加证实了我的判断，是阿森和阿浩!他们在路边拾捡着什么，一次次弯下身子，又一次次挥动手臂朝草坪抛去。“这种蜗牛和田螺不一样，应该不能吃吧……”坐在后排的中年妇女小声嘀咕。

　　原来他们拾捡的是蜗牛，是每逢下雨就会从草坪里爬出来横穿马路的蜗牛!雨水是蜗牛梦寐渴求的甘霖，它们迫切需要这场生命的洗礼，却也致使土壤缺氧，迁徙的道路上难免会遭到行人的踩踏和车辆的碾压。阿森和阿浩在用实际行动，一次次拯救着在他们看来同样平等的生命，力量虽是微不足道，可被他们抛起的每一个蜗牛都需要。只是，他们也许不会想到，那些蜗牛其实就是他们自己，而现在的他们则恰恰扮演了社会上的“好心正常人”的角色，但他们所能做的，也无非就是为了拯救生命而违背蜗牛的意愿。虽然他们也不情愿违背蜗牛的意愿，梦想着有一天能手拉着手让行人给蜗牛让道。这可能吗?也许有一天可以，但现在，肯定不行。

　　公交车重新起步了，我仿佛听见了蜗牛被车轮碾压的声响，痛彻心扉!

　　电话里，我对阿森说，兄弟，真心祝福你们，只是很遗憾，哥无缘参加婚礼，你们都要好好的。

　　(作者刘学正为山东省阳谷县安镇刘庙电信营业厅职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