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是党员,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才知道。那时候,母亲是生产队的妇女队长,村里的妇女主任,带领一帮婶子大娘等“娘子军”和男劳力一样出工、出力。
我上三年级那年夏季,有一天,我因为要买一本《新华字典》,中午放学后,去麦田向母亲要钱。到了地头,看见生产队里20多位男女社员正在田间割麦子。打头的一位社员穿着洁白的汗衫,身材中等,头戴芦苇编的斗笠,俯身弯腰,左手往前一探,往后一搂,手里便抓住了一束麦秆,右手伸出明晃晃的镰刀,紧贴着麦秆根部,往后一拽:“唰——唰——”一大把麦秆就下来了,放在麦垄上,接着往前一递步,手又往前一探一搂……在其身后是呈放射状分布割麦子的社员。远远望去就像在金色的麦浪中,一只白色的大雁在领着众雁飞翔。
我们问正在捆麦子的邻居四婶:“我娘呢?”四婶冲前面割麦子的社员一努嘴:“打头的那不是你娘吗?”我忙跑过去一看:这个领头的“大雁”真的是我母亲。她被太阳晒得古铜色的脸红通通的,渗着汗珠,前胸后背都被汗水湿透了。我不由得对母亲肃然起敬,原来母亲这么厉害,干起活来男劳力也不如她。
母亲也有示弱的时候,回到家就经常腿疼腰疼。父亲和我们兄弟三人经常轮流做她的“按摩师”。有时候父亲一边给她按摩一边埋怨他:“别硬撑了,你就在别人后面割呗。”而母亲却说:“当党员干部的不干活,咋让社员干?我可不学那些人,整天背着手瞎指挥,让人背后戳脊梁骨……”
我听到这里就问母亲:“娘,党员是啥?”
母亲说:“党员就是那些带头干活的人,就是那些把吃亏当作享福的人。”
母亲是村里的妇女主任,负责当时号称“天下第一难”的计划生育工作,得罪了许多人。记得有一年我上五年级,腊月廿八那天上午,前街的招财叔竟然气呼呼地抱着一个,领着两个,把三个女儿放在我家就走了。临走时丢下一句话:“我去结扎,孩子你家给我养着吧。”
招财叔走后,母亲没有说什么,拿出我家好吃的好喝的给那三个小女孩。我一见留着过年吃的东西竟然给了这三个小丫头,趁母亲不备,唤来狗暗中吓得她们姐仨“哇哇”大哭,往回走。
母亲把她们领了回来。她对我骂道:“你咋那么不懂事?你招财叔一时心里拧不过弯儿来,才这么做的。他想过来了就会来领孩子了。”我不服气地说:“咱家管这三个丫头吃喝,那不吃亏了吗?”
“吃亏是福。我以前咋告诉你的……”母亲厉声对我喝道。
年三十晚上,招财叔的三个女儿和我们一家人嘻嘻哈哈围着一桌子饭菜唱歌、讲笑话过除夕时,招财叔走进了门,竟然给我母亲跪下了:“嫂子,我对不起你……以后我都听你的……”
后来,招财叔的三个姑娘长大了,都认我母亲为干妈。招财叔的二姑娘在母亲的培养下,不但入了党,担任了我们生产队的妇女队长,还变成了我的兄弟媳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