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地出台政策鼓励生育 对症下药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

　　多地于近期陆续出台政策，鼓励生育。业内专家认为，多地提出鼓励生育政策，既是响应国家政策，对过往紧缩的生育政策的一种修订，又是对二孩政策放开以来奏效不明显的促进。不过，鼓励生育的政策效应不可能一蹴而就，需对症下药，完善和调整我国家庭福利政策，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

　　精力不足职场歧视多数女性不敢生育

　　北京市民刘霞的儿子今年9岁了，可是她和丈夫不敢再要二胎，原因是“没有过多精力”。不少受访家长拒绝生二胎的原因和刘霞相似。在他们看来，培养一个孩子需要很多时间和精力，但很多“80后”“90后”都是独生子女，他们除了要赚钱养家，还要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照顾双方老人和孩子，很难有时间和精力要二胎。

　　3岁以下的婴幼儿尚未到幼儿园入园年龄，但大多数家长工作繁忙没有精力照看，隔代照看又常出现养育观念冲突问题。这种困境出现在不少家庭，尤其在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3岁以下婴幼儿的看护问题愈加突出。针对这种情况，一些社会机构嗅到商机，纷纷开办婴幼儿托管机构，但这些机构是否合法合规、工作人员是否有资质、场地是否安全……家长并不知道这一系列问题的答案。

　　“其实这都是一个‘死循环’，女性担心职位不保必须尽快上班，孩子就需要专人照顾，没有信得过的婴幼儿托管机构就只能找老人来帮忙。一旦老人生病或者出现任何问题，还需要人来照顾。也就是说，在生育流程中需要‘环环相扣’才能正常运作，只要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就会如‘多米诺骨牌’般，所以更不敢想二胎的问题。”北京市民郑炜无奈地说。

　　各类因素相互作用最终导致生育率低

　　据悉，2018年人口出生率为1952年以来最低，而2019年再度“触底”。

　　关于我国人口出生率持续走低的原因，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陆华杰说，一是结婚和生育的适龄群体人数不断下降;二是人们的生育意愿不是特别强烈;三是国家关于鼓励或者刺激人们生育的辅助政策配套等不足。

　　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说，生育意愿和行为受到社会经济、文化、生育观念等原因的综合影响，根据调查显示，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以来，出生人口规模不理想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四点：

　　第一，养育孩子的经济成本过高，无论是生育成本、生活成本还是教育成本，养育一个孩子对于家庭来说会增加不少压力，更不用说二孩甚至三孩;第二，儿童的托幼问题，随着二孩政策放开，公立幼儿所、幼儿园短缺情况越发突出;第三，长期以来实施的晚婚晚育政策，致使生育二孩的女性年龄偏大，出于对自身健康与孩子的顾虑和考量;第四，生育二孩的夫妇的年龄与职业生涯上升期的冲突。

　　生育政策发生转变多地频繁鼓励生育

　　面对人口出生率下降的趋势，一些地方在今年不断出台鼓励生育的措施。

　　6月3日，《河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修改为：“提倡一对夫妻 (含再婚夫妻)生育两个子女。”5月1日起，北京市调整生育保险医疗费用支付标准，进一步保障好参保职工生育的基本医疗需求。3月8日，广东省发布《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要加强对家庭婴幼儿照护的支持和指导，包括全面落实产假、配偶陪产假等政策以及积极探索试行与婴幼儿照护服务配套衔接的育儿假、产休假，并鼓励用人单位采取灵活安排工作时间、减少工作时长、实施远程办公等措施……

　　“当下频繁提出鼓励生育政策，首先是响应国家的政策，是对过往紧缩的生育政策一种修订，其次是对二孩政策开放以来奏效不明显的促进。这些政策发挥作用有时间效应，所以鼓励生育的政策效应不可能一蹴而就，在生育作为上的体现需要一定的时间周期。”原新说。

　　完善家庭福利政策促进自然人口增长

　　在今年全国两会上，鼓励生育也是不少代表、委员热议的话题。全国人大代表、大连外国语大学校长刘宏建议，借鉴世界其他国家经验，由国家统筹采取现金补贴、差异化个税抵扣、租房和购房补贴等系统性配套补贴政策，促进自然人口增长。

　　陆华杰建议，应探索建立从怀孕到18岁或学历教育结束的全面鼓励生育体系，可考虑包括孕期保健补助、住院分娩补助、托育津贴、教育津贴、家庭个税抵扣，以及对不符合缴纳个税标准的低收入人群实行直接经济补贴等。

　　陆华杰说，育龄妇女所面临的工作和家庭平衡问题也是她们是否愿意生孩子的重要因素。因此，适龄女性职场发展问题也是国家应该关注的问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