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当年广播声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没有网络，没有电视，更没有手机、微信、抖音、朋友圈，宣传政策、国内外大事、生产信息和娱乐活动全靠有线广播。那时候，几乎村村都有大喇叭，户户家中都有一个小广播匣子，好一点的是舌簧喇叭，由磁铁和线圈组成，装在木制的带有五角星或闪电装饰图案的木匣里;七十年代后期，全国普及广播喇叭“户户通”，家家户户安装了更为简单廉价的纸盆喇叭，没有木匣、磁铁、线圈等物件，只有一块银元那么大的银白色薄片，粘贴在一张头号碗一样大的黑色纸盆底部，银白色薄片的正面连接到县上统一布设的广播网线上，反面则连接上地线，地线上拴一个铁钉或螺丝帽埋在地下，当喇叭声音小了的时候，人们会像浇树苗那样给小喇叭地线浇水，它的声音立马就会大了起来。

　　广播喇叭像一棵大树，枝叶葳蕤，茁壮成长。七八十年代，是广播事业蓬勃发展、灿烂辉煌的年代。当时从县广播站到各乡镇、各单位打电话、广播同用一根线，广播开始了就不能打电话，后来推进了专线化建设，实现了电话广播两线分离;节目由初期的全转播中央、省广播电台节目，到开办本县节目，每天分早、中、晚三个时段定时广播，开始曲是《东方红》，结束曲为《国际歌》，后开始曲改为《义勇军进行曲》，结束曲改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本县新闻、形势教育、计生政策、文化生活、农科知识、农产品购销信息，还有天气预报、寻人寻物启事、好人好事等等，这些都是自办节目的内容。八十年代中期，有线广播走向了它一生辉煌的顶点，不但实现了信号输送专线化，户装喇叭普及化，而且自办节目提档加速、丰富多彩、越办越精;1985年县广播站改为广播电台，由调频波段向远方发射。当时，不管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还是辛勤工作、默默奉献的干部职工;不管是刮风下雨、飞雪满天，还是上班路上、茶余饭后，只要你长着两只耳朵，不需要你着意去摆弄什么，党的声音、国内外大事、惠民政策、科技知识、文化生活等等都会应有尽有、尽收耳底，大家无论是在走路、吃饭、洗衣、种地，都可以听到广播声;我感觉，广播真的是最实用的传播媒体，它与报纸、电视、网络等媒体相比，具有独特的优势，它不受时空、设备的限制，可以全天候发布动态消息。可见，广播的迅速快捷、制作简洁的功能，是其他新闻媒体无法替代的……

　　广播喇叭像一架高功率马达，党的政策、国内外大事传播及时、迅速。每天滚动播出的“新闻和报纸摘要”“全省新闻联播”“本县新闻”节目，让人们很方便地知道了天下大事。记得1976年9月9日下午，我只有十几岁，正在郝庄中学读高中，课余时间，突然听到学校的广播喇叭传来一阵阵哀乐声，接着播音员沉痛宣告：《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我们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因病医治无效不幸去世。听到这个消息，全校师生悲痛万分、哭作一团，在我幼稚的心灵里，我想，毛主席这么伟大的人物怎么会死?毛主席死了，中国该咋办呀?后来，在学校的统一安排下，我们做黑纱、制白花，在郝庄公社设置的灵堂里，冒着绵绵秋雨，连日悼念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广播喇叭像一面旗帜，教育人民，传播知识。它引领着人们的思想行为和道德风尚。那时，人们信息闭塞，与外界接触不多，尽管物质贫困，但精神层面却很富有;村风文明,民风淳朴，新人新事层出不穷，与广播喇叭都密不可分;它传播着农业科技知识。麦田、玉米病虫害流行，广播里及时传来了农技人员的“虫情警报”，告诉村民们治什么虫用什么药、怎样用药;“广播讲座”节目告诉农民如何养猪、养鸡、养羊;如何种植苹果、蘑菇、苗木等等;它时时处处替群众着想。人们有的第二天出远门需早起，时间参照便是“听广播”，因而，广播代替了报晓的公鸡;农忙季节的每天天气预报广播农民最为关心，尤其是播种盼雨、收打思晴之时。平时，遇上重大节庆活动，县乡干部还通过召开广播大会，传达贯彻落实上面的会议精神等等。这种被农民称为“政府的嘴”“乡村干部的腿”“农民的好参谋”的广播喇叭深受广大农村干部群众的喜爱，它是城乡最亮丽的一道风景，是人们的精神食粮。

　　广播喇叭像一股清泉，丰富了文化生活，滋润着人们干涸的心田。那个时代，农村物质生活相当落后，文化生活也很贫乏，“交通基本靠走，通讯基本靠吼，治安基本靠狗”就是当时农村境况的真实写照。每天吃过晚饭做完作业，我会雷打不动地听广播，特别是晚上9点以后，“文化生活”节目如约而至。主要内容就是8大革命样板戏，播出的不是某个样板戏的精彩唱段，就是某个样板戏的选场，轮流播出。每次我都听得专注凝神，如痴如醉，忘了疲惫，获得极大的满足和抚慰，然后伴随着广播的结束曲进入梦乡……直到现在，一些样板戏中的主要唱段的唱词，我仍然记忆犹新，能背下来：像《智取威虎山》中的“穿林海，跨雪原，气冲霄汉;抒豪情，寄壮志，面对群山……”《红灯记》中的“听奶奶讲革命英勇悲壮，却原来我是风里生来雨里长……”“临行喝妈一碗酒，浑身是胆雄赳赳……”《沙家浜》中的“朝霞映在阳澄湖上，芦花放稻谷香岸柳成行……”“这个女人不寻常……”《龙江颂》中的“九龙江上摆战场，相互支援情意长……”我不敢相信，儿时的记忆是如此的惊人，几十年过去了，戏中的一段唱词、一段场景竟像刻在脑海里一样，难以忘怀。8大革命样板戏虽说是“文革”的产物，但不可否认的是，在那个物质文化极度贫乏的年代，它为人们枯寂的生活带来了许多精神上的愉悦，给灰色的日子增添了不少亮色，那些优美的旋律和唱段已经深深铭刻在人们的记忆里了。它们才是中国戏剧的最高境界，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没有哪一部戏剧能超越它们!现在在电视上，每当看到这些戏剧，我会毫不犹豫地从头看到尾，细细地品赏、悠悠地回味，感到依然那样亲切、依然那样振奋和激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的步伐越迈越大，“文化生活”节目的内容也越来越丰富多彩、欣欣向荣。《每周一歌》是男女老少都喜欢的一档音乐节目。它使我记住了《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边疆的泉水清又纯》《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等经典名曲;《广播剧院》《电影录音剪辑》《小说连续播讲》与《评书连续播讲》，让我听到了路遥的《人生》，陈建功的《飘逝的红头巾》以及《夜幕下的哈尔滨》《徐秋影案件》《岳飞传》《杨家将》等名家名作，生动的音响和深情的解说听起来真是享受!还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小喇叭”，节目时间一到，便全神关注收听——嗒嘀嗒、嗒嘀嗒、嗒嘀嗒——嘀——嗒，小朋友，小喇叭节目开始广播啦!直到现在，那幼稚甜美的童音播报和悦耳的音乐仿佛还在耳边回放，在我心中留下了深深而美美的回忆……

　　那时的节目通常都是录播，制作很严谨，所以质量都很高，听后特别有益心志，给人一种向上的感觉。那时的广播里没有启牛小白理财等广告，没有主持人哗众取宠的噱头和买弄，没有港台腔调，没有要听众付费的无聊的短信互动，没有颓靡浮躁的所谓流行音乐。那时的广播具有温馨、雅致、澹定、从容的气质，所以那个时代的广播令人怀念。

　　到上世纪九十年代，随着电视机、电脑、网络、手机和新媒体等高科技的大面积普及、推广和应用，家家户户的广播喇叭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退出了历史舞台，成为人们永久的记忆和怀念。虽然已经很久没有听到广播喇叭声，但是时不时的，我仍然会不遗余力地寻找着那一抹记忆，怀念那段时光……

　　然而有一天，在我们驻村帮扶的村子里，忽然听到了久违的广播喇叭声，这不是家家户户都有的那种小广播喇叭，而是高音喇叭，村委办公室有接收信号和扩音的设备，声音能传播很远很远。经了解，全县各村都有这样的设施，不知主管单位是防汛部门还是气象部门，在每天的下午4时左右，播报当天和以后两天的天气预报，有时插播一些温馨提示，比如不要乘坐三轮车，不要焚烧杂草、垃圾等等。这种网络和扩音设施，是多么宝贵的资源啊!可每天只播报天气预报，资源真的是浪费掉了。

　　同时，我在网络和报刊上也看到了一些市、县，根据群众迫切要求恢复广播喇叭的愿望，逐步恢复广播喇叭的典型事列：

　　广东省茂名市高州市是全国知名的农业大市，他们通过“党委牵头、镇村主导、社会参与、以点带面”的方式在全市开展农村广播“村村通”建设工作。广播大喇叭已遍布高州市27个镇(街道)480多个村(居)委会近8000个自然村，每天定时对村民进行广播，宣传党的惠农政策、山林防火、防汛、农科技术、生产及购销信息、好人好事等等，深受广大农村干部群众的喜爱。

　　为实现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湖南省岳阳市君山区政府投资300余万元用于建设君山区“村村响”应急广播系统项目，建成区级播控中心平台1个，镇级播音平台5个，终端点位650个，每个终端2个喇叭，覆盖全区76个村庄，满足了镇、村两级应急信息和宣传消息发布需求，区政府每年将继续投入预算20万元用于维护。以“君山区融媒体中心广播电台”为呼号，每天分3个时间段开播，以播送农业知识、政策解读、各类新闻为主要内容，受到群众欢迎。

　　山西省阳泉市矿区水滩社区党支部通过创建“红枫之声”广播站，让党建引领下的治理模式在社区焕发新的活力。“红枫之声”广播站共有8名志愿者，每天上午8点半和下午4点半准时播报。从正能量故事、社区新风貌，到社情民意、疫情防控政策、党史学习教育等信息，大伙儿可以通过广播全方位了解身边事、国家事、天下事。

　　于是我想，各级党委、政府能否把“村村通”“村村响”应急广播系统建设当作一项民心工程来抓?一是整合资源，明确承办主体。明确融媒体中心为第一责任人，把网络主体、收扩音设备等划归融媒体中心，由融媒体中心主管主办;二是对目前没有信号网络、收扩音设备的乡镇、街道、村庄(自然村)、社区全部通网、配齐收扩音设备;三是融媒体中心组建编辑队伍、维护队伍，每天分两个或三个时间段，以“融媒体中心广播电台”为呼号，播放相关节目内容，使广大群众能及时、准确地聆听到党和政府的声音、掌握到科学实用的科技知识、享受到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这样以来，不是为民办了一件一举多得的大好事、大实事吗?

　　作者简介：任 卉，山西省运城市绛县人，供职于山西绛县农商银行。中国金融作家协会会员、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山西省散文学会会员，绛县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自幼喜欢写作，先后在中办《秘书工作》、上海《秘书》《农村青年》《书与人》《水晶石》《家庭生活指南》《新村》《时代姐妹》《这一代》《中国金融文学》《中国金融文化》《金融文坛》杂志以及《中国妇女报》《金融时报》《中国工商报》《中华合作时报》《开发报》《海口晚报》《四川经济报》《山西日报》《运城日报》等报刊发表小说、散文、诗歌、报告文学、纪实文学等多篇，部分作品在省级以上报刊获奖。

（责任编辑 吴运竑 ）